王婉如
《兰台世界》2021年第2期
摘要：编号为FO-371-41616的档案中有一份“保卫中国同盟报告”，共有11篇文献组成，包括两封写给宋庆龄的信函以及多篇与国际和平医院有关的报告。档案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西北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以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边区医疗事业的支援，为党史、革命史、抗战史等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关键词：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国际和平医院；抗日战争；医疗援助
英国外交部档案是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资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随着档案数字化工作的推进，研究者使用这些档案资料已非难事。笔者在档案编号为FO-371-41616的档案中发现一份署名为“保卫中国同盟报告”的档案资料，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西北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以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边区医疗事业的支援。
一、“保卫中国同盟报告”简述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主席。此后，宋庆龄以其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广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源源不断地送去了医生、药物和经费等。1938年9月，宋庆龄与国际反侵略大会特使、英国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商议，决定将位于晋察冀边区五台山白求恩建立的模范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并邀请白求恩担任院长。此后，“保盟”援助多地建立国际和平医院。1941年底，宋庆龄前往重庆，次年继续开展“保盟”工作，支援根据地抗战。这份署名“保卫中国同盟报告”的档案共有11篇文献组成，包括2封信函、3篇采访记录以及6篇报告，文献题名如下：
1. 1944年7月28日马海德致孙中山夫人函
2. 1944年6月5日致孙中山夫人函
3. 在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与林迈可的谈话记录
4. 五台山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5. 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采访米勒大夫记录）
6. 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报告（1944年7月）
7. 中央医院（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的报告（1944年7月）
8. 国际和平医院第二部的报告（1944年7月）
9. 国际和平医院第三部的报告（1944年7月）
10. 医科大学的报告（1944年4月）
11.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报告（1944年7月）
“保卫中国同盟报告”是由时任加拿大驻英大使的文森特·马西（Vincent Massey）在1944年10月24日转交给时任英国自治领事务大臣克兰伯恩子爵（Viscount Cranborne），并附信说：
“我在此附上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西北边区医疗工作的报告，这些报告是秘密地交到我们这里的。近年来，英国当局感到很难获得有关中国这一地区的资料……在呈交相关部门时，如果您能请他们保护报告的机密性，并让他们知晓这是由加拿大政府提供的，我将不胜感激。”
克兰伯恩子爵于11月3日复信马西大使，表示会“为它们的来源进行保密”。之后，该报告通过自治领办公室转交至英国外交部。
至于加拿大驻英大使如何得到这份报告，在档案中未有提及。需要指出的是，1944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这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边区根据地仅有的一次集中、大规模的采访活动。这六位外国记者分别是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夏南汉神甫和普金科。同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进行考察。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打破了国民党对延安等地的封锁，延安对外联络的效率大大提高。
笔者推测，这些资料可能是爱泼斯坦在采访过程中搜集的，并托人带往重庆，交给“保盟”作为宣传之用。爱泼斯坦是“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宋庆龄一同在香港和重庆开展工作。档案中《在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和林迈可的谈话纪录》及《五台山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均为爱泼斯坦所写。事实上，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为了帮助他们了解边区实际情况，周恩来曾要求有关单位准备好全面地介绍材料。据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记者团参观了国际和平医院、医科大学等地，为了语言上的方便，各机构向记者们发放书面材料。作为记者团的成员之一，爱泼斯坦很容易得到这些资料。
二、致宋庆龄的两封信函
在目前所见宋庆龄来往书信中，抗战时期来自延安的信件并不多见，因此，该档案中两封致宋庆龄的信函十分珍贵，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1、1944年7月28日，马海德致宋庆龄函。
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医生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Geroge Hatem）与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在考察过程中，马海德被当地朝气蓬勃的革命氛围深深吸引，他决定留在陕北，为边区军民服务。马海德于1939年9月起担任“保盟”驻延安的代表，详细报告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情况，协助国际和平医院建设，为健全抗日根据地医疗体系做了大量工作。
这封信写于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时期，马海德在信中提及他带领美军观察组军医官卡斯伯格少校参观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他写道：
“自从外国记者采访团到来以后，现在我们又有新朋友从天而降，我们可以向外界寄送更多的资料，来弥补过去的疏忽。目前看来，他们对我们医疗工作的整体印象非常好。我刚陪同卡斯伯格少校参观了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第一部，他深受感动。他说：‘这里可支配的物资十分有限，对任何医院而言都是一个挑战。但看到这家医院能够运行那么好，效率那么高，我想如果我以后在一所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医院里再次工作的时候，我应该更投入、更努力，以此来表达对这儿医生们的敬意。’”
在与卡斯伯格少校交流的过程中，马海德得知美军在伤员救治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但与此同时，由于缺医少药，许多八路军战士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无辜牺牲了。根据边区医疗情况，马海德在信中向宋庆龄提出建议：
“令人心碎的是，即便世界上存在着救治方法和手段去拯救那些战士，但还是有一些人的生命被无辜夺去了，他们连必需的药品也没有，别提更先进的药物了。我知道‘保盟’尽全力地帮助八路军和国际和平医院的医务工作。多年来，这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在此，我鼓起勇气提出一个建议。我的建议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想办法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每一个在敌后作战的战士提供一个急救包，里面有一包磺胺粉和药片。如果能做到的话，伤员的死亡率将大幅下降，战士们的战斗士气也将达到一个新高度，医疗服务能够切实为伤员们做些好事。打个比方，民兵队或者一个小队，3到5人左右去突袭一个通信点。他们不可能带医生或护士前往，因此就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助。如果他们受伤了，及时使用磺胺药包并服用一些药丸，便可以确保伤口洁净且不受感染。只要在48小时内转移，我们就有可能对伤员进行手术。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我，米勒医生以及我们在八路军工作的数百名中国同事都这么认为，磺胺粉的使用非常简单，不需要培训，每个战士都能成为是他本人的急救员。战士们不惧怕日本人，如果我们能够消除他们对于受伤的恐惧，他们的力量将是不可战胜的。”
对于来自边区的请求，宋庆龄总是竭尽全力给予援助。大批医疗物资经宋庆龄和“保盟”到达边区，如毛毯、药物、大型救护车、X光机等。自1944年下半年起，“保盟”利用美国军用飞机经常往返延安的机会，为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输送急需的药物，其中就包括马海德在信中提及的磺胺粉。
2、1944年6月5日致宋庆龄函。
这封信函并未署名作者，但根据信件内容可以判断这封信是爱泼斯坦所写。信中说道：
“夏南汉神甫正与中国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一起返回重庆，我趁此机会把目前收集到的关于保盟的出版物和书面材料，以及与国际和平医院有关的样表和报告带给您。我还搜集了大量的采访资料，由于一直都很忙，没有机会写成文章，但我会把它们带回来。”
信中提到的夏南汉神甫（Father Cormac Shananhan）是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记者，也是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成员之一，与爱泼斯坦一同赴延安采访，于1944年7月12日返回重庆。虽然夏南汉神甫有反共倾向，但爱泼斯坦曾表示夏南汉神甫“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及其领导的地区加以谴责。虽然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保守观点，但他也被亲眼看到的情况所感动”。信中还指出，除委托夏南汉神甫捎信外，还托他带去了国际和平医院的徽章、《解放日报》的剪报、医院报告以及洛杉矶幼儿园的报告等，供“保盟”作为宣传使用。在6位外国记者中，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在马海德写给宋庆龄的信中，他也曾提到：“Mr. E在这里非常积极地开展‘保盟’工作，占用了他采访的时间。”笔者推测“Mr. E”就是爱泼斯坦（Epstein），马海德曾陪同爱泼斯坦参观国际和平医院，二人交往频繁。从信函中的种种信息来看，这封信应为爱泼斯坦所写。
爱泼斯坦将亲身经历的采访体验告诉宋庆龄，他在信中说：
“本以为在边区落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医院，其自身发展就很艰难了，是不会积极地发表医学类文章的。但这个观点完全错误，边区的科学工作正在不断进行中，常规治疗手段的缺乏促使医生们对治疗手段进行研究……他们知道，发明和创新不能只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因此他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民主讨论，并互相帮助。
如果您来这里看到国际和平医院以及‘保盟’赞助的其他项目，您一定会感到既快乐又自豪。许多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且完成得非常好。在延安，活力随处可见，他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医院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努力工作，克服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他们在医院周围开垦荒地，进行耕种，在蔬菜供给方面做到自给自足。他们不再依靠外国资金或边区政府的经费来制作服装，他们纺纱，亲手用亚麻编织服装供医院使用。他们关怀病人，为病人进行清洁。这让记者们感到，尽管这里物资缺乏，但他们愿意来这儿治病。”
事实上，外国记者们对延安的印象也十分正面。在夏南汉神甫返渝时，其他几位记者表示继续在边区进行采访，他们的采访直到当年10月下旬才结束。即使是提前返回的夏南汉神甫，“亦认为边区是好的”。记者福尔曼说：“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他在回国后出版了《北行漫记》一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解放区所散播的种种谣言。
三、“保卫中国同盟报告”的研究价值
1、有助了解抗战时期西北边区医疗事业发展史。
档案中除写给宋庆龄的两封信函外，关于国际和平医院及医科大学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至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情况。报告内容详实，从组织架构、医疗工作、工作制度、经费开支、工作计划等方面详细记录医院的发展史，并罗列相关数据。正如爱泼斯坦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所说：“我们第一次得到关于所有医院的完整报告，而且描述得非常详细。”这些报告不仅有助厘清抗战时期边区医疗机构的发展情况，也能从中体会到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艰辛。
2、国际和平医院是中国共产党延安精神的果实之一。
国际和平医院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的一个缩影，见证了党与人民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光辉岁月。《中央医院（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的报告》中说：“医院不仅收治党员、部队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还收治当地的农民，而且一视同仁，不收取任何费用。根据1942年10月至1943年9月的最新统计，从当地群众中收治的病人只占总数的6%。1943年10月至1944年3月，这一数字增加到10%。1944年3月，病人总数为246人，其中49人来自当地居民，占20%。”为群众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形成的优良传统，边区医药卫生服务也坚持这一方向。边区的医疗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自建药厂，取得了一定成绩。在《五台山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采访中，医务主任说：“由于封锁，我们不能从后方得到药品。尽管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从沦陷区购买药品实在太困难了。为了满足需求，我们像延安的医院一样，建造自己的药厂。现在我们的药厂生产了71种不同的医疗用品，各种材料和药物的年总产量在1万磅左右。”国际和平医院为保障边区军民健康，支援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延安精神的果实之一。
3、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支持与帮助。
宋庆龄始终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从1938年“保盟”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宋庆龄领导“保盟”为抗日根据地募集经费和物资、安排医疗队、建设国际和平医院，为延安架起了一座国际援助的桥梁。《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报告》指出：“在1942和1943年，保卫中国同盟送达280万元法币，这笔钱除去总院开支的二分之一外，余均分发延安各分院使用。报告中强调，这笔数额虽然不涵盖医院全部费用，但确实解决了不少难题。”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不仅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是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密切合作的光辉的革命实践。
1 FO 371/41616, Political situation: Relations with Communists (Folder 6), 1944, Foreign Files for China, 1938-1948.
2 刘立军.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J].传承,2010(25):31.
3 金城.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曲青山、高永中.抗日战争回忆录3[G].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232.
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464-465.
5 爱泼斯坦.见证中国[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183.
6 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排印版）[G].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136.
7 福尔曼.“我感觉很荣幸同你们成为盟友”——9月21日在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G].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