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2020年第4期

这是一封1949年初由李宗仁所写，甘介侯带往上海的信件。它向我们讲述了宋庆龄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所做出的重要抉择之一。

1949年，风起云涌的中华大地终于迎来漫长战争的终结前章。沈阳战役和淮海战役胜利的号角伴随新年的钟声奏响。此时，宋庆龄却眉头紧锁，一些陆续传来的消息，使她有些不快。作为绝望的挣扎，国民党试图请宋庆龄出山担任名义上的政府首脑，以此为自己收拾残局争取时间和创造变数。

战场瞬息万变，1月21日，傅作义宣布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平津战役结束。至此，解放战争的胜负不再有任何悬念。这一天，再也支撑不下去的蒋介石宣布“引退”，回到奉化溪口老家，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面对国民党内外一片狼藉的政治形势，代总统李宗仁就任的第二天，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并派遣使者甘介侯赴上海敦请孙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

早在烽火连天的1927年7月，彼时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失败。为了抗议蒋介石、汪精卫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原则的背叛，宋庆龄公开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决裂。

自此后数十年，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未亡人，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拥有崇高威望的政治符号。蒋氏政权威逼利诱，或权诱，或恐吓，或诋毁，而看似外表柔美的宋庆龄虽承受着巨大的物质、精神压力，却从未妥协。

1月24日，宋庆龄接待了抵达上海的使者甘介侯，表示对李宗仁和其他民主人士为和平努力“非常同情”。精明的甘介侯意识到宋庆龄言辞之中的拒绝之意，遂开始频繁的拜访宋庆龄，宋庆龄对此甚为反感，在1月下旬致函王安娜时表示：“甘一天好几次到我这里来……他简直就是废话连篇……”在这封信函里，宋庆龄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很自然，我与我们的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我们希望很快找到解决这一僵局的办法……我们中一些有远见的人曾经想努力避开这种结果，但是历史正在选择一条破坏极大的、痛苦的道路。”宋庆龄的这段文字表示了她对国民党挑起国共内战的不满，从侧面给出了她不愿替国民党“出头”的解释。

显然，李宗仁那封“诚意满满”的邀请函和他能言善辩的使者甘介侯并未在宋庆龄心中激起多大涟漪，她甚至并未复函这位国民党的代总统。她依旧继续着自己福利基金会的各项工作，为贫苦儿童和亟待救济的各界人士募集和发放款物，派人妥善保管没有来得及运到解放区的三百吨医药和其他各类物资。她避开特务监视，悄悄地写标语、排节目，激动地等待着上海的解放和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的将来光荣的完成”。

2月2日，李宗仁由南京乘专机到上海，偕程思远拜访宋庆龄，请她以个人身份到北方一行，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他“谋求和平的诚意”。宋庆龄拒绝了他的要求，严正的表示：“我曾经明白表示过……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

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枪声还未完全停息的时候，早有准备的中国福利会的小演员们就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出现在的大上海的街头欢庆胜利。上海人说：“最早走上街头的是孙夫人的孩子们”。

1965年，在外旅居16年的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陪同下历经艰险辗转归国，这位指挥过台儿庄大捷的一级上将受到举国欢迎。在北京机场大厅里，李宗仁面对欢迎他的人群，庄严地宣读了他的声明：“16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使国家蒸蒸日上。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致力于一切反帝爱国事业，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李宗仁的话甫一落地，郭沫若便热情地握起了李宗仁的手说：“祝德邻晚岁安康，天日可庆！”。

至此，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10月5日下午，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北沿的住所宴请了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茶宴初歇，李宗仁正在细数过去曾犯的许多错误，他言语间微微停顿，感慨万千：“正因我们犯了错误，一个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诞生了。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组织得这么好，而建设规模又是宏远的一个新中国呢？”宋庆龄聆听并微笑着说：“毛主席对你们说过，中国要真的强大起来，还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10亿多人民的长期努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一定会出现在世界上。”李宗仁在茶水的芬芳中看向这位一生饱经忧患的国母，她依然端庄美丽，依然言语坚定。还似当年静静站立在孙先生身旁的妙龄女子，漂亮柔弱，却坚韧而执着的心系整个国家。

昔年以政治为纽带，或成为敌对立场的两个人，在十多年后都已然垂垂老去，并终于在祖国的大地上再次相见。这次见面，不再有殚精竭虑的博弈和进退维谷的试探，“福将”与“国母”只恰如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经历过无尽繁华与跌宕后时代的帷幕落下，只在彼此的身上仿佛还能看到那段风云诡谲的历史岁月，那是属于他们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