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燕《联合时报》2017年12月22日

宋庆龄与美国记者雷娜·普罗梅于1927年相识于中国大革命风暴的中心武汉。这一时期，宋庆龄坚决维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雷娜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坚定地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支持宋庆龄发起的妇女运动，帮助宋庆龄进行国内外宣传。大革命失败后，雷娜陪同宋庆龄秘密前往莫斯科。自1927年初相识起，在短短11个月的时间里，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共同奋斗的实践中，宋庆龄与雷娜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相识于大革命风暴中的武汉

1927年，美国记者雷娜·普罗梅在莫斯科逝世时，许多前来悼念她的人认为，关于她的记忆，对于那些在世界各地为正义和革命苦苦挣扎的人来说，将是一种无尽的激励。

1894年，雷娜·普罗梅出生于芝加哥一个英裔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位粮食经纪商。雷娜自幼便富有正义感和奉献精神，充满同情心。大学时期，雷娜开始关注中国。1923年，雷娜第一次前往北京。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工农运动随之蓬勃发展。一年后，雷娜与第二任丈夫比尔·普罗梅来到了北京，受雇于美国人柯乐文办的英文周刊。比尔担任了国民党通讯社的经理人，与国民党联系密切。

1925年早秋，雷娜夫妇遇到了孙中山的前英文秘书陈友仁，受其邀请为国民党左派报纸《国民新报》工作。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该报受到北京军阀政府的迫害，雷娜夫妇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们于1926年10月到达广州，继续为国民党从事新闻宣传。不久，比尔紧随国民政府前往汉口，雷娜也于1927年1月底离开广州，2月上旬到达汉口。

因为新闻工作的关系，雷娜夫妇抵达汉口不久，便与宋庆龄相识。如同每个人一样，雷娜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已为她所倾倒，并在其后共同为中国革命奋斗的岁月中与宋庆龄产生了真挚的友谊。

唤起妇女投身国民革命运动

在青年时代，宋庆龄就关注中国的妇女问题。1926年底，宋庆龄在武汉被任命为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1927年1月20日，宋庆龄发表《敬告全国女同胞书》，作为妇女党务训练班的宣言。2月12日，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宋庆龄出席并发表《妇女应参加国民革命》的训词。妇女党务训练班校址设在汉口四维路5号。宋庆龄担任班主任兼会计处理员。训练班招收了103名（正取94名，备取9名）中学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的中青年妇女。

此时雷娜到汉口不久，她对宋庆龄十分钦敬，极愿参与宋庆龄发起的妇女运动，担任特聘教员，并在训练班的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讲。训练班开班以后，雷娜每周做三小时关于宣传的基本理论以及妇女运动史的讲座。这一时期，雷娜还为比尔的通讯社写一些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文章。

雷娜对这项工作投入了很大热情，她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孙夫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很美丽，带着一种尊严。”在雷娜看来，宋庆龄推动了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而她们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都是卑躬屈膝、痛苦的角色。对于中国革命的热情，以及共同的女权主义的观点，使得她们之间友谊的纽带不断增强，并成为雷娜接下来几个月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政局急转直下，汉口的国民党迅速分化，国共合作的局面步履维艰，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不得不提前结束。

雷娜坚定地与宋庆龄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在汉口恢复了《国民新报》，全力协助宋庆龄、鲍罗廷等开展对外宣传工作。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宣布“分共”，国共合作破裂。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发表声明。宋庆龄的声明是对背叛者的有力回击。雷娜设法将声明发表在7月14日的《国民新报》上。尽管受到多方压制，该声明还是得以以最快的速度向世界广泛传播，《密勒氏评论报》等英文媒体纷纷刊载。宋庆龄随即离开汉口，回到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此后不久,雷娜也动身前往上海。

秘密前往苏维埃红都莫斯科

宋庆龄回到上海以后，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和来自家庭的压力。此前，鲍罗廷和陈友仁建议宋庆龄公开访问莫斯科。不久宋也同意这一意见。由于行动受限，这一行程由雷娜秘密地进行准备。雷娜于7月31日乘船离开汉口，四天后抵达上海。雷娜曾回忆：“大约7点30分抵达那里，她等着我，很高兴见到了我。她的神经还相当糟糕，她告诉我她的一些难处。”

这期间，雷娜前往苏联领事馆办理相关手续，等待陈友仁与之会合。其后的日子里,陈友仁乔装成日本医生来来去去,雷娜采取迂回的路线去见他。比尔到了上海住在柏林顿旅馆。陈友仁做出的安排是，雷娜陪同宋庆龄前往莫斯科，比尔留在上海，随时向他们汇报国内的局势发展，两个月之后到莫斯科回合。宋庆龄一行前往莫斯科的费用是由联共（布）提供。经过精心策划和必要的准备之后，雷娜陪同宋庆龄悄悄离开上海。

在船上，宋庆龄对雷娜非常照顾，船上住宿条件有限，宋庆龄曾让雷娜睡在她舱室的长沙发上。她们一行于8月27日抵达海参崴，并于同日乘列车前往莫斯科。雷娜在8月24日给妹妹格蕾丝的信中写道：“我正跟随陈友仁和孙夫人一起去莫斯科。在那里与鲍罗廷以及其他人会晤，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雷娜写下了她对于宋庆龄的评价：“我一直无法确定革命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因为她对丈夫的盲目忠贞，还是她身上本身具有猛烈推动她的力量。如果是后者，那就有更多的需要克服的东西：从交际中退缩的本能，对人与事两方面存在的肮脏所持有的病理一般的厌恶，希望总是由美好事情环绕自己的冲动。”

迷茫与误会 和解与永别

宋庆龄一行在莫斯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苏联政府在生活上为他们提供了国宾的待遇，宋庆龄与雷娜被安排住在糖宫。然而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却让他们忧虑不安，渐感失望。他们前往莫斯科的初衷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继续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并在苏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团结国民党左派，将国民革命重新纳入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上来。然而，当时苏共党内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愈演愈烈并日益走向高潮。对中国大革命指导方针的不同意见，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点。斯大林忙于应付反对派的斗争，根本无暇顾及中国的问题。期间，雷娜在大都会旅馆有了一间办公室，工作并不明确，每天10点钟去宋庆龄房间，有翻译为她们读报纸。

不久，雷娜被告知，资金来源断了。陈友仁告诉她这里没有合适的工作给她，她的工作到9月底结束。雷娜不得不于9月24日搬出糖宫，四处借住。几天后，宋庆龄与陈友仁经苏联政府安排，前往南部高加索考察度假。

对未来的不确定，使得雷娜的情绪处于迷茫与低落、的状态，对陈友仁的抱怨情绪日益增长。一直以来，他们夫妇都在为陈友仁工作，当初承诺比尔只需留在上海两个月。然而，到了莫斯科之后，雷娜却被告知由于经费问题，之前的安排无法实现，使得雷娜与比尔在莫斯科会合的希望成为泡影。宋庆龄与陈友仁去南方后，雷娜对宋庆龄也逐渐产生了一些想法，似乎孙夫人不再关心她，也不再需要她，有一种被陈友仁和宋庆龄抛弃了的感觉。这种感觉让雷娜大受伤害，同时她的神经性头疼的情况频繁出现，对她的精神状况产生了很大影响。

十月中下旬，宋庆龄从高加索回到莫斯科，因为得知报纸上关于她与陈友仁在莫斯科结婚的谣言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宋庆龄因为这一遗憾的情况而与雷娜疏远了。

而此时的雷娜，已经被头疼折磨了好几个月，状态时好时坏。宋庆龄对于谣言事件的情绪在得知雷娜的病之后便烟消云散。不久雷娜病情恶化，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周，宋庆龄每天都去看望她，她心情变得很好，有时情绪很高。遗憾的是11月21日早晨，雷娜因脑炎在莫斯科去世。宋庆龄非常悲痛。雷娜的葬礼于24日举行，参加悼念的人群穿过莫斯科走了好几个小时去新火葬场。天气很冷，宋庆龄大病初愈，仅靠一件单薄的深色斗篷御寒。苏联政府为她准备了一辆汽车供她使用。但她拒绝坐进汽车，坚持步行走完了全程。

雷娜的生命是短暂的，在中国也仅仅两年多的时间，然而，她自信、智慧、美丽和心思单纯的天赋，给所有认识她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总是为不幸者挺身而出，致力于帮助中国人民“站起来”，哪怕这意味着危险和牺牲。李大钊生前曾以雷娜为例劝诫党员同志以身作则，他说：“看看雷娜做出的好榜样。看看她对我们的事业是多么地忠诚 。她在各种危难时刻为我们工作，却从没有一句怨言。”虽然雷娜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她的奉献、真诚和无私感动了许多人，她为中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留在了宋庆龄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