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年12月
[内容提要]
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宋庆龄与孔祥熙、孙科、宋美龄等九人被授予“一等卿云勋章”。卿云勋章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颁授的重要勋章之一。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1943年底召开的开罗会议更让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对未来的战势充满信心，遂决定授勋以嘉奖有功之人。40年代初的宋庆龄由于战火蔓延，不得不离港赴渝，在渝期间，宋庆龄继续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为灾区、解放区军民筹募大量物资和善款，同时，她也从不讳披露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即便如此，蒋介石仍将一等卿云勋章授予她，除出于政治影响方面考虑，也是对宋庆龄在抗战时期所作的贡献的承认，确实符合卿云勋章“创办救济事业，规模宏大，福利社会”的授予条件。
[关键词]
1944年元旦授勋令 卿云勋章 宋庆龄 蒋介石
1944年元旦授勋令
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开国纪念典礼。中枢在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带领下先在花园遥祭国父，礼成之后全体人员至大礼堂参加元旦纪念暨授勋典礼，随后蒋介石致训词，强调要继承孙中山遗志，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同日，国民政府发布元旦授勋令，颁发一等卿云勋章及一至三等景星勋章，共计200多枚。被授予一等卿云勋章和一等景星勋章的人员为：
一等卿云勋章：孔祥熙，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王宠惠，何应钦，宋庆龄，蒋宋美龄。
一等景星勋章：张人杰、邹鲁、冯玉祥、阎锡山、张继、熊克武、柏文蔚、李烈钧、叶楚伧、覃振、朱家骅、刘尚清、钮永建、李文范、王伯群、章嘉、马麟、沙克都儿扎布、胡毅生、刘哲、麦斯武德、宋子文、陈果夫、许世英、周钟岳、吴忠信、翁文灏、陈树人、陈大齐、贾景德、林云陔、商震、陈布雷、张伯苓、莫德惠、王世杰、邵力子、张群、龙云、陈诚、薛岳、吴鼎昌、顾维钧、魏道明、傅秉常。
可见获得此次授勋最高荣誉“一等卿云勋章”的仅九人，这九人之中，除宋庆龄以外，都是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蒋介石的重要政治伙伴或至亲。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孙科，时任立法院院长；居正，时任司法院院长；戴传贤，时任考试院院长；于右任，时任监察院院长；王宠惠，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何应钦，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妻子，还是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委员。而宋庆龄当时的头衔只是1943年10月4日国民党中央第二百三十九次常务会议上与张静江、邹鲁、冯玉祥等17人一起被增选的“国民政府委员”；此外就是她的特殊身份，国父孙中山的遗孀，蒋介石的妻姐。
1944年正是抗战的最后关键时刻，国民政府选在此时发布授勋令显然是对战局有着乐观的估计。宋庆龄40年代初刚从香港抵达重庆，她在这战时首都要摆脱国民党的约束，发出自己的声音，较之在香港是困难许多的。这期间她做了些什么，在统一抗战的大前提下，她如何周旋于国民党官场和她自己的救济事业，这一段时间她与蒋介石的关系如何，获授卿云勋章是偶然还是必然。下文拟就这几个问题作粗浅的论述。
时代背景
1944年元旦授勋令涉及人员众多，规模庞大。当时离1945年8月抗战彻底胜利尚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选在这个时候授勋是综合国内、国际因素所作的考虑。
1、抗战形势转好。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抗战四年半而向中国政府重申敬意，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此后的一段时间正是国共联手抗战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古训得到实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交锋，共产党军队在敌后组织游击战，双方互相牵制敌人，抗日战争已处于僵持而又有利于中国的情势之下。
1942年11月蒋介石“趁热打铁”，指派宋美龄赴美求援。宋美龄凭借其出众的个人魅力和超凡的口才在美国所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激发了美国人民同情中国抗战和支援抗战的强烈愿望，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力。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长。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与此同时，盟军在主要战斗中连连获胜，进入战略总反攻阶段。
蒋介石1944年元旦对全国军民所作的广播表明他已认定抗战即将胜利，“……我们七年苦战，到今天已开辟了光明的前途，昌明了世界的正义，同时更进一步巩固了胜利的基础……”
2、开罗会议的召开。
1943年11月22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日本等问题。蒋介石率宋美龄、王宠惠、商震、周至柔、林蔚、董显光等中国代表团一行前赴开罗。12月3日，《开罗会议共同宣言》在重庆公布，“全国军民欢跃鼓舞之情形，为数十年所未见”。
蒋介石对于开罗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他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称：“在这次开罗会议中，英、美两国和我们中国一致同意，要剥夺日本第一次大战后所夺得或占领的太平洋上一切岛屿……这样一个重大而有力的共同决议，可以说在十年前我们只是一个志愿，而到了今天已成为事实了。”这次会议无异于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使得他对于此后的战势存了志在必得之心。他在1944年2月召开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印证了这点，他认为“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了。”“今后的战局，敌我的形式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在我们是出于主动的地位，处处要采取攻势，而敌寇则是处处受敌，被迫退守。”
所以，1944年，蒋介石认为抗战胜利在即，召开开国纪念会的同时发布授勋令，还举行了授勋仪式，一为表彰有功之人，提升凝聚力，二为鼓舞士气，做最后一击。
“卿云”及其他勋章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勋章名目众多。有采玉大勋章、中山勋章、中正勋章、卿云勋章、景星勋章，还有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宝鼎勋章、忠勇勋章、云麾勋章、忠勤勋章等。卿云勋章通常和景星勋章一起颁授，但就颁授数量而言，卿云勋章比景星勋章少得多，当然也就珍贵得多。
卿云和景星勋章于1941年2月12日开始颁行，颁授对国家政务著有勋劳之公务员及对国家社会贡献卓著之非公务员或外籍人士。分一至九等，一、二、三等大绶，四、五等领绶，六、七等襟绶附勋表，八、九等襟绶。卿云勋章的中心为卿云，四周为光芒，“卿”与“庆”古字通用，“庆云”象征祥瑞之云；景星勋章中心为五角星形图案，“景星”犹如“德星”。
事实上卿云和景星勋章台湾地区一直沿用至今，是台湾现行的《勋章条例》规定的五种勋章中的两种。《勋章条例》第六条和第七条分别从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两方面规定了颁授卿云及景星勋章的具体条件，可为参考：
公务人员有左列勋劳之一者，得授予卿云勋章或景星勋章：
一、于国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制度之设施，著有勋劳者。
二、于国民经济、教育、文化之建设著有勋劳者。
三、折冲樽俎，敦睦邦交，在外交上贡献卓著者。
四、宣扬德化，怀远安边，克固疆圉者。
五、办理侨务，悉协机宜，功绩卓著者。
六、救助灾害，抚绥流亡，裨益民生者。
七、维持地方秩序，消弭祸患，成绩优异者。
八、中央或地方官吏在职十年以上，成绩昭著者。
九、襄助治理，贤劳卓著，迭膺功赏者。
非公务人员有左列勋劳之一者，得授予卿云勋章或景星勋章：
一、有专门发明或伟大贡献，有利国计民生者。
二、创办救济事业，规模宏大，福利社会者。
三、在国内外兴办教育、文化事业历史深长，足资模范者。
四、保卫地方，防御灾害，屡着功效，足资矜式者。
五、经营企业，辅助政府，功在民生者。
六、学识渊深，著述精宏，有功文化、教育者。
七、致力国民外交，贡献卓著者。
如前文所述，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除发布授勋令之外，还举行了授勋典礼，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云麾勋章、宝鼎勋章三种军职类勋章，获授者共计41人。宋美龄、何应钦、程潜等人获授青天白日勋章；贺国光、钱大钧等人分别获授一至三等云麾勋章；张治中等人分别获授二至三等宝鼎勋章。可见授勋典礼主要针对军职类人员，而同日发布的授勋令则涉及各类人员，范围更广些。
此外，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又颁授了“抗战胜利勋章”。该勋章授予对抗战有功的文武官员和社会领袖人士，襟授，有表，不分等级。抗战胜利勋章的颁授范围非常广泛，蒋介石颁布了19道授勋令，共计颁出近千枚，1946年后又有颁发，共计一万多枚。当然，宋庆龄也在授勋之列。但显然，相比之下，1944年元旦仅有九人获授的一等卿云勋章更能反映宋庆龄在抗战时期所作的重要贡献和不容置疑的影响力。
受勋者之一宋庆龄
宋庆龄自1927年出走苏联以抗议蒋介石背叛大革命的行径之后，长期与国民党保持距离，言行间从不讳表露对蒋介石当局的不满。但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在民族大义面前宋庆龄选择了求同存异，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国共两党的桥梁，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居住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竭尽所能开展救济工作，尤其向游击作战区提供了大量基金和医疗物资。直至1941年，战火蔓延至香港，宋庆龄才不得不离开，前往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
重庆的大环境完全不同于香港，宋庆龄所渴望的自由呼吸的空气不复存在，但她并未因此而偃旗息鼓，在重庆的四年时间里，她十分有技巧地把握着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团结抗战的大前提下，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各项工作。
1、广泛募款，支援抗战。
1942年8月中旬，宋庆龄在重庆重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并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此后，宋庆龄便开始投身于争取国际援华团体和个人援助的工作中去。经过努力，保盟同美国援华会等各国援华机构恢复联系，继续向国外报道和宣传中国的抗战局势，募集善款。
宋庆龄不断呼吁民主、团结，要求给予解放区平等的待遇，取消政治封锁，她认为每一个为抗日而受伤的战士都有资格得到治疗。1942年，宋庆龄向国际和平医院交付1.2万美元善款；向抗日根据地捐款6万美元；为延安创办洛杉矶托儿所提供钱物。1943年，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5.45万美元，医疗工作87411.5美元。
宋庆龄还将募得的捐款分配给她所支持的中国工合和伍智梅的中华女子职业学校（Refugee women’s industrial school）。伍智梅是当时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为妇女难民们筹建了可以教她们自食其力的工业学校，宋庆龄认为这样的举措十分有益于社会，因此“不把钱给我自己的基金会和中国工合，而是给这个学校，他们更加需要”。
2、为河南赈灾，发起国际足球义赛。
1942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省发生罕见的大饥荒，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失职导致饥荒未能得到及时的控制，灾情愈演愈烈，约有五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宋庆龄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中痛心地说：“河南的饥荒非常恐怖，是多年来最严重的灾害……死尸赤裸裸的横在马路上，狗啃食着尸体，人们以树皮，杂草，树叶，花生壳为生。还有人吃人肉，父母杀小孩，饿极了的人吃难民的尸体。如果食物不赶紧运送过去，500多万人月底会死去。”不同于蒋介石当局对灾情的漠然，宋庆龄决定立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马上寄钱到安徽买谷物，但交通成问题。我们需要谷物种子。我在写电报给纽约的救济组织，呼吁他们帮助我们。但我所尽的微薄之力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1943年5月，保卫中国同盟举办了赈济豫灾国际足球义赛。由于孙夫人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力，这次义赛在重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多国驻华大使莅临参观，很多民众去看比赛都是出于对孙夫人的景仰，为了表示对孙夫人的工作的支持。这次义赛共得善款国币125530元，后汇交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专用作赈济豫省灾民。
3、出席社交活动，对外发出中国的真正的呼声。
除继续从事救济工作，身在战时首都的宋庆龄还多次出席社交场合，尤其是涉外的场合，利用这样的机会对外发出自己的声音。如，1942年4月17日出席中美文化协会在孔祥熙官邸举行的游园茶会；5月13日出席中苏文化协会同仁招待会；8月4日参加蒋介石为史迪威离华举行的饯行宴会；10月3日出席蒋介石、宋美龄举办的欢迎威尔基的晚宴；11月11日出席蒋介石欢迎英国议会代表团的晚宴；1943年4月13日出席美国驻华大使馆招待中苏人士的晚宴，等等。宋庆龄还邀请美国军官们到她家做客或参加慈善性的社交舞会，以增进交流，
对于被禁止出国的宋庆龄来说，只有在这些场合，她才有机会向那些外国高官或者媒体记者们介绍她自己所做的工作以及她所了解的真实的、未经粉饰的中国的局势。这期间宋庆龄与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一行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受到宋庆龄的影响，史迪威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实行封锁，还派遣美军观察组驻延安。史迪威还曾大力协助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救济工作，用美军飞机运送药品、医疗器械及救济物资到延安和解放区，并从其所管辖的军用仓库拨出一些药品和物资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时的宋与蒋
在渝期间，宋庆龄并不回避与蒋介石共同出现在一些公开场合，也跟别人一样尊称其为“委员长”。为统一抗战的大业，宋庆龄不再公开发表反蒋言论。但这决不表示她已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
宋庆龄始终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初到重庆，出席林森、于右任等诸多国民党中委到场的欢迎茶会时，宋庆龄严正指出，“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倘若先生泉下有知，也会谴责这帮不肖之徒的！”在给友人的信中她也无奈的写道，“我所看到的只有内部的腐败、不惜任何代价立即实现和平的渴望和对自由派持久的控诉，我看不到有什么有希望的东西可写。当我只看见乌云在地平线上翻滚时，我不能违心地描绘出一种五光十色的情景。”她甚至拒绝参加1943年10月10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典礼，以示对国民党反共决定的抗议。
而蒋介石，则一直以来都试图把宋庆龄拉入自己的阵营，但每每失败。
早在1941年4月，宋庆龄还居住在香港的时候，他就曾发电报给宋蔼龄，“香港中央银行孔夫人：请大姊约孙夫人与仪甥早日来渝同住为盼。弟中正”。他料到自己发出邀请不可能成功，于是想了折衷之法，通过大姐宋蔼龄约宋庆龄以及外甥女孔令仪一起到重庆居住，以为如此宋庆龄就会软化。但显然，宋庆龄没有去，连宋蔼龄也没有去，两人都在香港一直住到沦陷前几个小时。
所以当1941年底宋庆龄还是由于战乱别无选择去了重庆，蒋介石是非常高兴的，他终于可以将“国母”这面大旗树在自己的身边。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如此“戒备森严”的首都，宋庆龄还是不断做出令他觉得分外不和谐的举动，这边想方设法为解放区争取权益，那边还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的背叛与腐败。
虽然如此，蒋介石对宋庆龄还是无可奈何：宋庆龄是蒋夫人宋美龄的二姐，蒋心存顾忌；作为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国民党内外，甚至国内外都有着巨大的声望，蒋不敢妄动；此外，宋庆龄所做的救济事业确实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而且无人可以替代，这些民众都看在眼里，不因是否合乎蒋的意志而改变。
宋庆龄抗战时期在香港和重庆所做的工作符合卿云勋章“创办救济事业，规模宏大，福利社会”的授勋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然，从蒋的角度出发，既然无法在实质上把宋庆龄争取过来，那就只能在形式上制造宋庆龄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亲密关系。所以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前夕授勋，孙夫人宋庆龄获授最高荣誉“一等卿云勋章”，确是“合情合理”。
1945年11月，抗战全面胜利后不久，宋庆龄便离开重庆，离开国民党官场，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上海。在这里，她重新出发，将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竭尽所能开展战后救济工作。而蒋介石则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曾经的荣耀和辉煌都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成了灰烬，也只有保存下来的物件还能证明那一切，确实存在过。
